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内在要求，既是对中华传统生态理念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对西方“先污染后治理”思维弊端的扬弃与克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通过生态文明建设为其注入生动的现实基因，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互促共融。
一、“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宇宙观念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是中华传统生态理念中极具代表性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将人与自然视为有机统一的生命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彼此依存，共同维护着宇宙的秩序与和谐。其中，“天”指向自然界及其运行法则，“人”代表人类社会，“合一”是指人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天人合一”作为中华民族的崇高追求，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奠定了文化根基。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散见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典章论述之中。这一思想的萌芽可追溯至《尚书·洪范》中殷商遗臣箕子与周武王论述治国理政时的对话：“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意思是说上天赐给大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自此政治与社会秩序合理有序。《周易·系辞下》通过对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描绘，彰显了“天人合一”的精微境界。对于如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先秦诸子也提出了不同看法。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孔子强调“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卦·文言传》），孟子提出“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内篇·齐物论》）……这些思想虽然表述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人类应效法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思维。西汉时期，董仲舒以“天人同类”的观念促进了先秦时期“天人合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强调“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即从类的角度相比，天与人是合一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到北宋时期，张载首次从概念意义上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篇》），强调通过由外而内的求知穷理、由内而外的尽心知性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程颢则从天理本源出发，确立起天与人、物与我、人与己的互动关系，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二上）。在此基础上，明代王阳明提出了“万物一体之仁”的命题，认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强调应以仁心对待自然万物，充分认识人与万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互融共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天人合一”的思想，并将之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渊源，“顺应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念，也是今天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遵循”[1]。中国式现代化秉承“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打造出了中国式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贡献了丰富的现代元素。
二、“参赞化育”理念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参赞化育”出自《礼记·中庸》：“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即是说，至诚之人通过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的实践序列，生化与培育天地万物，实现与天地相并列的人生境界。这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天道生物成物、人道成己成物的深刻体会，也彰显了对“希贤、希圣、希天”递进境界的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赓续“参赞化育”的文化传统，致力于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促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
在面对自然生态领域的发展问题时，部分学者提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两种观点。然而，前者片面、过分强调了人的主体作用与地位，将人类利益视为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后者则将价值泛化，抹杀了人与自然主客分际。这两种理论均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中华民族“参赞化育”的自然观念，构建起了兼具“天、地、人”三才的生态文明发展体系，强调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在天地万物“中和位育”的基础上，实现人“与天地参”的价值理想。荀子对“参”有过明确界定，“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即人能够通过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把握和利用天时与地利。董仲舒也注重人的参赞作用，“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天、地、人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只有在“天生”“地养”“人成”的协同配合下，才能“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而要做到这一点，应明确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极化理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生态的相互关系，对自然生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对此，管子认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管子·八观》），老子提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第十九章》），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孟子强调“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荀子指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礼记·祭义》更是从孝道伦理的角度，发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的深刻警醒。可见，取物有时、知止节用，既是维护自然生态稳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也是通往“参赞化育”境界的必经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在继承古人“参赞化育”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致力于达成“人类与自然的和解”，进而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为推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推动中华传统生态理念的当代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篮球比分网,篮球比分直播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篮球比分网,篮球比分直播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理念，并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推动了传统生态智慧的历史性重塑，也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崭新理论支撑和深厚文化滋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扬弃与超越，推动了中华传统生态理念的当代升华。西方视野中视自然为客体、追求征服与控制自然、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老路，虽然在一段时期内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却带来了人与自然前所未有的矛盾对立，造成了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在古代中国，由于封建专制的束缚与生产关系的落后，圣贤先哲们的生态设想鲜能付诸实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沦为“空中楼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立足我国国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开展工业化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兴修四大水利工程，推进“绿化祖国”的实践，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初步进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环境保护的法制化、制度化、体系化进程，将其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时，党的十五大提出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概念，无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与时俱进的科学认识与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理念相结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擘画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蓝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这一战略布局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方向和推进措施，为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要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理念相融相生，为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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